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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人经济研究(包括邦嘎-勿里洞)

试从经济视野探析印尼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排华骚乱 

 

转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研究论文

 

 

摘要:由于历史政治、种族社会、语言文化及教育等种种原因,对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经济状况和历史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早期华人经济活动特征的研究,客观系统介绍和评述的专着还较为少见。本文聚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华人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从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的华人,到荷印政府的殖民政策和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的华人经济,再到20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兴起时的华人经济概貌,力图将20世纪以前的华人经济活动情况整理出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时间脉络。最后从经济的角度去探析种族冲突和印尼早期排华骚乱问题,并对于这一议题领域中的几个错误论点提出了笔者的愚见。可以说在这些经济因素里面,荷印政府的殖民垄断和社会分工经济政策是早期排华的渊源和主因,但同时也应该反思华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商业道德和资本经济特性等问题,它扮演了一定的诱导因素,上述这些经济活动关系和经济因素正好被当时正逐渐兴起的民族主义所利用,于是就演绎出了诸如1918年古突士冲突这样较大规模的骚乱问题,本文就将深入去探寻这些问题背后错综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利于我们更深刻地去了解早期排华冲突问题所形成的经济渊源和意义,并思考在多元社会里华人资本主义发展所依托的商业文化应如何与其根植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以促进多元族群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荷属东印度;排华骚乱;爪哇;西婆罗洲;邦加;勿里洞;苏门答腊

 

3节  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的华人经济概貌

 

本文的主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排华骚乱问题,因此在这里着重分析和讨论的必然是这段时期的华人经济发展特征,以及印度尼西亚土著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概况和两者之间的摩擦碰撞,以图从经济角度和社会环境等因素来探悉种族冲突与排华暴动等问题。但是为了能更全面深入的发掘这一议题,在重点剖析该时间段内华人经济、印度尼西亚民族经济产生发展的特点及两者关系之前,笔者想将东印度公司统治这段时期内的华人经济发展概貌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回顾,以利于更直观和透彻的把握华人经济问题所依托的时间脉络和历史轮廓。

为了更系统的洞悉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这段时期(1602年-20世纪初)200年来的华人经济发展概貌,笔者对此作了一个粗略的分类,首先按地区分为爪哇华人经济和外省的华人,其依据有五:一是荷印势力的渗透问题,17-18世纪,荷兰殖民者由于力量有限,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征服摩鹿加、望加锡、爪哇,而对苏门答腊、婆罗洲及其它零散的“外岛”的征服则稍微放缓,直至19世纪20年代初,才开始对这些“外岛”发生大规模侵略战争,因此爪哇华人经济和外省华人经济的发展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特色。第二个依据是华人与当地人的竞争问题,爪哇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华人经济发展优于当地人,而在外省,其所表现的情况是则华人集团与当地人在经济上相对比较平等,也就是说,在外省,本地人和华人商人的竞争比在爪哇更为剧烈。再来就是外来移民的比例问题,爪哇与外省另以个明显的不同点是出生在荷印境外的华人比例,根据荷印政府1930年人口调查报告显示:在爪哇,出生在荷印境外的华人占华人总数的20%,而在外省则占51%。还有移民的原籍问题,在爪哇,福建人的人数远远超过其它各帮,而在西婆罗洲,则以客家人居多,潮州人主要分布在苏门答腊东岸,在廖内、邦加、勿里洞和西婆罗州等地充当劳工。另一个鲜明的区别就是,在爪哇,福建人大多居住在城市里,住在城市外的人较少,但在外省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以上等等因素都决定了爪哇华人与外省华人在经济发展和活动呈现出不同的鲜明的特色,笔者在下文中也会去分析这种不同和特色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历史影响和社会后果。

具体到爪哇华人经济,本节中将分别论述华人的农业和工业贸易等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华人的土地占有制和华人蜡染花裙业、土卷烟业的发展,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值得关注的议题。在谈到外省的经济发展时,又分别以地区和职业的特色来论述西婆罗州华人经济、勿里洞、邦加的锡矿业以及苏门答腊地区的华人经济发展概貌。关于东印度公司统治下的华人经济发展概貌,或许用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里的一句话来概括最为合适:“…….荷属东印度帝国也许是一个例外,在这里,贸易与统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必须考虑在内,由此发展起来的体系的相互依赖,其中欧洲与欧洲人的利益居于绝对统治地位……”。[1]可以说华人经济在享受着荷印政府经济政策所带来的表面“好处”之外,也担负着实际上失去了独立自由发展的生机和前途的严重后果。

 

一、爪哇华人经济发展的特点

 

根据荷印政府1930年人口调查报告,1815年在爪哇的华人人数估计只有

94000人,1900年为280000人,1920年增加到384000人,而1930年载明有582000人,华人人口占爪哇人口的比例由1920年的1%上升到4%,单从爪哇的华人人口现状是很难看出华人经济发展对于爪哇的影响力的,实际上华人经济发展尤其是中介贸易在爪哇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首先稍谈一下华人在爪哇的农业发展情况。在莱佛士的《爪哇史》中,他首先将爪哇定性为农业大国。他认为:“土地是爪哇全部财富的源泉。农业不仅维系着所有爪哇人的生存,而且是对外贸易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决定着爪哇社会的结构与进步。”[2]事实的确如此,爪哇人口中有9/ 10 从事农业耕作,只有充分了解于此,才能对爪哇社会的特性、习俗、需要及发展动力做出科学的估计。我们通常的观念是,由于华人旧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早期印度尼西亚华人似乎不太适宜从事任何大规模的企业经营,然而事实是在早期的爪哇,华人对于大型种植园企业的投资就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根据E.Helfferich的《外国在荷印的投资和企业》,“1934年长期租借权类型的种植园总面积为近64万公顷,其中有163名亚洲外国资本家所占有的是2.4万公顷。”[3]这其中就有不少华人投资种植园。

再来看一下华人在爪哇的土地信贷制度,这种制度通常表现就是由华人放款人向当地人提供种植原料、贷款或种子,而当地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烟草或是其它作物,然后根据契约把收成的作物交给华人,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烟草种植方面,也有木薯种植、花生等等其它作物。这些贷款形式在爪哇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爪哇的华人收购着当地人农作物的大部分。这种做法最初并不是通过土地租赁契约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和当地人签订雇工契约和交货契约,然后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要交货的作物来实现的。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这种契约是和土邦王公及首领集体签订的。然而,订立这种契约和协议,事实上常常是等于把整个村社及其居民变成契约对方的“财产”,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有西方学者甚至将该信贷关系盛行的井里汶地区的排华暴动归结于这种土地信贷和占有制度:“……特别是在井里汶,造成十分悲惨的后果。该地区居民被华人租地者被逼得走投无路……”[4]因此后来在1808年当时的丹德尔斯总督终于作出了决定,禁止把村社用来出租和抵押。

关于华人的土地占有制度,在本文第2节中已有所论述,这种土地占有制在爪哇也有十分明显的体现,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华人在爪哇的某些地区非法占有土地的现象,不仅有人秘密租赁当地人的土地,而且也经常发生秘密购买和抵押土地的情况。在这方面比较常见的弊端是:名义上是当地人的土地所有权(用当地人的名字登记),而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是华人。甚至常有这样的情况:土地登记有当地妇女的名字。但这个妇女没有通过合法的婚姻手续而与华人同居。这种种土地转移方式,也是以土地作抵押的借贷关系造成的一种后果。笔者的观点是,这种土地的租借和信贷关系,加上下文所提到的爪哇华人印染花裙和土卷烟业的发展扩张,种种在华人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的经济问题所导致的经济纠纷是引发华人与当地人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有关这一议题将在本部分的第5节中重点论述。

在工业发展方面,华人经营工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即本人就是企业的主人;一种是间接的,只是为当地人的企业提供资金。爪哇华人工业发展的门类是比较多的,如糖厂、木薯粉厂、酱油厂、木棉厂、碾米厂和榨油厂等等。在这些上述华人工业企业里流行的是一种把活计分散包给工人在家中从事劳动的制度,即把产品制造过程的全部或一部分,分散交给个体家庭劳动者来完成。家庭劳动者有时是通过第三者的中介才领取到工作。为制帽业编帽,为土卷烟业卷烟,为蜡染花布业印花和染色,都是这种农村劳动形式的例子,接下来笔者就将来讨论一下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华人蜡染花裙业和土卷烟业。

首先是蜡染花裙业,这种职业是用白棉布来印刷当地人所穿的衣服、项巾和沙龙等等。[5]根据P.De Kat Angelino的《蜡染花布业报告》,1931年蜡染花布厂的数目如下表所示:[6]

 

 

实际上华人在蜡染花布业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上表所示,因为华人还通过各种方式间接控制了当地人的蜡染花布业。有时这种控制是通过贷款的方式,按照这种方式当地人企业只能以华人放款人为中介,按规定取得原料(棉布、石蜡、染料),同时这些放款人还保留有按同样规定价格收购成品的权利,因此这种企业中的当地人实际上是为领取华人发给的工资而劳动的。

许多爪哇工人(主要是妇女)宁可要信贷而不要较高的工资,结果常常陷入终身负债的境地,只好听由雇主摆布,无以自拔。这种情况长时期没有人告发,因为许多乡长本人和华人之间也有借贷关系,这样,不仅蜡染花布业,甚至连该行业的产品贸易也几乎操纵在华人手里。在爪哇的一些地区,这种工业及其产品贸易几乎全由华人包办。当地人曾经通过由合作社购买原料和经销产品的办法来抵制华人对该行业的控制,但这种办法只在一两个地方有所收效,多数地方都因为当地人缺乏经营能力而归于失败。[7]

需要特别提出的另一种工业是土卷烟业,这种手工制作的卷烟在当地很受欢迎。土烟卷里面裹的是掺有丁香的爪哇烟丝,外面有玉米棒子叶或阿连加棕榈叶包卷。1880年以来就有这种工业,其中心在古突士。[8]起初,这种工业完全掌握在爪哇人手上,但华人已逐渐取而代之。这种工业的许多生产工作也是在工人的家中进行的;包卷工作由承包人分发给工人(全部用手工操作)。工厂主供应烟草和丁香,承包人负责制作,而包装和销售仍由工厂主经营。[9]华人所经营的卷烟厂主要分布在中爪哇的北加浪岸、文池兰、巴突及东爪哇的汶都窝梭一带[10]

1933年中爪哇(包括各土邦)的土卷烟厂(全部雇用工人)数目见下表:

 

 

综上所述,华人经济直接投资于当地经济建设,成为了当地民族资本的一部分,华人中介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沟通城乡经济、活跃商品流通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它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然而在这种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与当地人的借贷关系既有利于当地的农业发展,但又时刻充满了危险,如上文所述的华人蜡染花裙业、土卷烟业及土地信贷关系和中介贸易的发展,已经表现出与土著较为强烈的经济纠纷与摩擦的特色,正像登纳里(Dennery)笔下所描绘的那样:“华人的商业在当地的生产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标志,这就是它的重要性和危险性所在。华人没有参加生产,却支配着生产,参加耕种者很少,却控制着农业。”[11]随着历史的演变,这种纠纷所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只局限在经济方面了,伴随着爪哇贵族在各级荷印殖民政府机构中日益扩大的影响,华人与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将会越来越具有政治意义,本文的第5节将会对此着重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外省的华人经济

 

1、采金业的兴起与西婆罗州华人经济的发展

在外省的华人经济中笔者想先讨论一下婆罗洲西部,并不仅仅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华人(约108000人),而且还因为华人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可以说到了20世纪初期时在西婆罗州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华人农业社会,而且规模之大甚至超过荷印其它任何地方。这并不是自发农业移民的结果,而只是其中的一些商业聚居地和该地区东北部开采金矿需要移民的问题,因此可以理解为是由于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农业居留地,这个华人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可作为一个独特的范例。

根据史康克《蒙脱拉度的公司》,在孟吧哇的曼多尔发现的华人矿工的墓碑上镌刻的年代是1745年。[12]因此目前学者统一的认识是,从18世纪中叶以后,开始有华人在婆罗洲地区开采金矿,这一点同样可见于李学民、黄昆章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13]总之,在1760—1860年期间,主要由于掘金热的结果,在婆罗洲西北部出现了一个华人社会,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国内外贸易、商业、制造业、家畜饲养业,近海捕捞,采矿业和农业等;而所有与这些行业有关的人们,无论是雇主或雇工,全是华人。

到了20世纪初期,移入西婆罗洲的华人就更多了,根据荷印政府1930年人口调查报告显示:在1905—1930年期间,华人人口增长了120%,而同期当地居民人口增长了80%,如果对两族居民的性别比率加以比较,就更可以看出华人人口增长之快。在1900—1931年期间,华人移民到西婆罗洲的总数为71,741人,平均每年2,110人。1913年创移民最高记录,达6,414人。

华人在荷印其它地方一般都从事商业和采矿业,而不从事农业,但西婆罗洲的情况恰好相反,而且他们在这里并不充当种植园的劳工,而是独立的小自耕农,他们种植椰子、胡椒、橡胶和甘密,在市镇郊区种植花果蔬菜,并且,最为突出的是,在西婆罗洲地区,华人利用自己一点一滴的力量,开垦出了大片的荒地。

1892年另一位驻扎官特郎普(Tromp)写道:由于劳动力和资金短缺,开垦生荒地费用很高,以致不可能办起大规模的种植园。只有居住在该地的华人首先开垦了大片荒地。[14]很清楚,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荷印政府并不愿意花大气力去开垦荒地,而利用这样小农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华人的组织能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西婆罗洲的大片土地就是用这种方式开垦出来的。1913年当地人和华人椰树种植面积估计有6万公顷,而1928年已发展到11万公顷。垦殖所需的资金全部来自国内。荷兰殖民者在西婆罗洲的农业投资从来没有占过很大的比重。

华人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大规模开荒垦地的进行为繁荣当地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14年之后,在有华人大量存在的婆罗洲西北部的当地人社会已能照应他们自己的经济事务,而婆罗洲西南部的当地人社会却仍然停留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状态。与爪哇当地人丧失土地的危机比较突出的情况不同,西婆罗洲地区当地农民的经济地位更接近于华人农民。大农户在各族人口中只占极少数,因此从出口贸易繁荣中获得利益的人甚多。当农产品售价高时,无论是华人还是当地人的生活都得到很大改善。华人对这些产品出口量增长所做的贡献无法用数字精确表明。因为第一,在各种作物的总耕种面积中华人占多少不得而知;第二,许多用当地人的名字登记的种植园,实际上是华人的资产,或者是在华人资金帮助下经营的,华人在三发地区(特别是靠近邦卡一带)的大片水田种植水稻,这个地区当时成了西婆罗洲最重要的粮仓。

但是以上所述的情况并不妨碍华人在工商业中的领先地位,而且华人在工商业领域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人(达雅克人)的经济兴盛和发展。特别是林产品贸易的复苏使得华人的商业利益得以渗透到婆罗洲的远僻地区,并帮助达雅克人摆脱了对对马来土侯的依附地位。象普图西色、楠阿巴道和普劳马章这些贸易据点都是在1895年—1905年期间建立起来的,正是华人的这些贸易据点才使得印度尼西亚达雅克人不需马来统治者的中介而与世界商业直接接触,雅克人对马来土侯的依附地位是在1910年以后才谈得上有了真正的普遍改观,这些成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人商人的存在,他们支持达雅克人对马来人采取更加独立的态度,并使达雅克人在销售其林产品时免受马来人的任意摆布,在促成达雅克人和世界商业之间的联系方面,华人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且,在某些地区华人还鼓励达雅克人生产粮食以外的各种产品。

大面积扩大橡胶种植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归功于华族商人。华人不仅在他们居住的市镇周围办起橡胶种植园(当地人也跟着仿效),而且他们还在1915—125年期间分享种植利益为条件向当地人提供了大量的橡胶种子和树苗。后一种办法促成许多达雅克人开始种起橡胶来。1915年以后,达雅克人在橡胶种植方面的发展跨入一个日益繁荣的时期。采集林产品的达雅克人和马来人在进入森林以前几乎毫无例外地全由华族商人为他们及其家庭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在森林里经常一呆就是几个月,在他们回来时华人收购代理商再同他们结帐,华人就是这样为林产品贸易全过程提供资金的。这些林产品由华人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收购,然后以高一些的价格出售,但不能轻易把这种做法说成是一种高利剥削。因为林产品价格下跌,林产采集者没有履行契约而逃跑,或者空手而回,或者收获不多,所有这些风险都是难以预料的,而且实际上全都落到华族商人身上,有些华族商人甚至损失了巨额资金,大笔款项不得不作为坏帐或呆帐而一笔勾销。

在促进西婆罗洲的物质发展方面,华人是比其它任何民族都强大的一支力量,他们的活动遍及贸易、商业和工业的各个领域。华人的成就是他们不倦努力的结果,而不是用外国的资本进行投资,或以牺牲当地人的利益为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相反,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推动了当地人扩大他们的经济活动。可以说华人是西婆罗洲社会中的“有益的,而且几乎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这一点,很多西方学者都无不承认华人对于西婆罗洲经济繁荣的巨大价值,就连霍亨多普都称华人为当地的:“无价之宝,几乎是须臾不可缺的”。[15]W.J凯特也说道:“他们把一个荒芜的、几乎无人烟的地方变成一个具有农业资源和交通系统的工商业中心。”

2、邦加、勿里洞的锡矿业

印度尼西亚的锡矿主要产于邦加、勿里洞和新及。新及锡矿的开采较晚,华工也较少,所以在这里笔者主要讨论一下前两个地区的华人经济发展情况,他们是19世纪契约华工大量移入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典型范例。邦加锡矿多为河床冲积地,产量占印度尼西亚的60%,勿里洞锡矿占37%,新及占3%。[16]邦加和勿里洞锡矿的劳动组织、开采情况与华工生活状况大同小异,故合并于一起叙述。

邦加和勿里洞锡矿的契约华工以广东和广西籍居多,其中尤其是客家人占多数。[17]邦加的锡矿生产是十八世纪东印度公司和当时统治该岛的巨港苏丹签订契约的基础。大约在1840年,岛上的华人(估计有一万名,其中矿工六千名)都直接或间接地和采锡业有关系。华工的勤劳和吃苦精神给该地的马来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但马来人只是偶尔加以仿效。

根据荷印政府《1930年人口调查报告》,1905年,华人在邦加总人口中占38%,到1930年,这个比率上升到47%。这表明华人的增长比当地人快得多。从1920年到1930年,岛上华人人数足足增加了43%,而当地人只增加25%。因此,华人虽然在全岛的人口总数中占不到一半,但已经给岛上带来了浓厚的中国气氛。岛上的贸易,无论是批发或零售,都完全操在华人手里。他们不仅收购当地人和华人的工农产品,而且经营着进口货物的销售,他们还在邦加的对外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华人从事的农业(主要是种植胡椒、橡胶和甘密)与他们从事的商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早在1910年,岛上就有587个华人胡椒种植园,面积达12000公顷,雇用华工3346名。1933年,华人领有土地8234块,占地约20000公顷,此外还有无数非法占有的土地。[18]1930年的人口调查资料表明,从事农业的华人有7648名。[19]

至于勿里洞地区,时任的范.英莫夫(Van lmhoff)总督曾下令1851年进行了大规模勘测[20],当时岛上还没有任何采矿活动。因此可以认定,虽然人们早就知道岛上有锡矿,但无论是在古代或是在1825年都还未正式开采这些资源。当时马六甲和邦加的锡产品已经过剩(寻找出路已经很困难),加以勿里洞沿岸海盗出没,航行甚是危险,这便是勿里洞锡矿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1851年开始的勘探导致了1860年勿里洞公司的成立,该公司先后在1852年、1860年和1867年获得在全岛开采锡矿的特权。在特权契约期满时,1924年开始采取一种新的经营形式,即由荷印政府和原勿里洞公司联合经营。于是一家新的公司,即勿里洞联合公司宣告成立了。

1861年,当蕴藏丰富的芒加尔锡矿开始开采以后,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浪潮就不期而来地涌入勿里洞。四分之三世纪(1855—1930年)以来,勿里洞是对华工移民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采锡业在勿里洞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W.J凯特《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当时“该岛有2/3以上的男性就业人口从事采锡工作”[21],可以说它的发展比邦加地区更依赖采锡业的状况,因此契约华工在此的意义可见一斑。有关勿里洞锡矿的产量和盈利,根据张相时的《华侨中心之南洋》上卷99-100页的记载,1910年为4800吨,1915年超过5000吨,1917年达6500吨,1922年超过1万吨。可以说契约华工在开发这些地区的资源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锡矿工人的生活和遭遇也是十分悲惨的,本文第4、5节将会对此进行分析

3、渔业、林业、烟草业的兴盛和苏门答腊地区的发展

苏门答腊东岸的巴眼亚比,这是中国海盗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立的典型华人居留地,后来变成整个群岛最重要的渔业中心。1930年的人口调查便可说明这一点。根据调查,在荷属东印度以渔业为生的9,811名华人中,有5368人居住在苏门答腊东岸(几乎全都是在巴眼亚比),1325人在邦加岛,1953人在廖内群岛,因此可以说这个地区的经济生活完全集中在渔业,当地的工商业也依赖于渔业。这里的华人大部分是福建人,其余的大多是潮州人[22]

梆垄(Panglong,下称木材企业)是在苏门答腊东岸一带,东岸各小岛以及廖内洲及其辖地,有华人经营的一种木材企业(包括桥梁锯制厂、锯木厂、柴薪厂和烧炭场)。[23]后来,木材业在离新加坡较远的各岛(如林加群岛、新及岛和朋卡利斯岛)上兴起。而早在1880年左右,这些岛上就有几百家从事这一行业的企业。    虽然目前在亚齐北岸和占碑沿岸也有一些木材企业,但这类行业主要集中在朋卡利斯区和廖内洲一带。根据《荷印报告书,1935》第2卷,这些木材企业的分布情况如下:

 

 

1898年在朋卡利斯岛上的131家木材企业中,有一家是属于居住在槟榔屿的华人,两家属于居住在荷印的华人,其余128家都属于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这说明林业伐木业的兴起是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所以随着新加坡市场价格的下降,在课税较重、劳动条件要求较高、技术监督严格等因素的限制下,林业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衰落的趋势。

再来看一下烟草种植业,这也是引起大量华工移民入印度尼西亚的重要因素之一。种植烟草的工人,主要是从新加坡、槟榔屿和中国招募来的华工,起初,1864年,荷印政府曾试用过马来工人,但他们经常不出工,工作效率又低,所以还是改用了大量勤劳而又能吃苦的华人。

苏门答腊东海岸的德利州,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宜于种植作雪茄烟用的烟叶。早在19世纪以前,这里就开始种烟,但是规模不大,1896年在荷兰资本家的支持下创办德利烟草公司,接着英、荷资本家又在这里连续兴办几个烟草种植公司,到1923年,全岛已有种植园62个,占种植园总面积的7%。[24]1863年《中荷通商条约》允许荷兰在中国雇工,1888年,福建和广东两省当局为满足德利种植园劳工的需要,容许在两省招募华工,从此,契约华工开始源源不断的移入德利烟草种植园。

1901年清朝出使大臣吕海寰的奏折:“华人在德利地方承种烟叶,常有奸贩诱惑愚民出洋贩卖,壮者价七八十元,弱者三四十元,立据以三年为期,以种植之息偿其身价。”在谈到契约华工的处境时,他指出,华工“入园后不准出入,虽父兄子弟不能晤面,扣工资盘剥重利,工人忍气吞声,呼吁无门,且开科辟地各国人民皆得购地种烟,独华人不能”[25]当时有句民谣唱道:“龙虎窟(指烟园),会得入,不会得出。”[26]点出了德利契约华工有去无回的悲惨遭遇。

德利华工的劳动强度很大,工作极为辛苦,与此相同的还有爪哇的工人,1910年以后,爪哇农民逐渐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自由出卖劳动力,他们越来越多的进入苏门答腊各地种植园。荷兰殖民者通过对华工和爪哇工人的残酷盘剥,赚取了巨额利润。苏门答腊烟园(主要是德利烟园)的产量逐年上升。如1920年是9920533公斤,1924年则达18163714公斤,4年间增加了1倍。当时印度尼西亚烟草出口收入超过1亿盾,占印度尼西亚出口商品的第三位,其中半数以上的利润来自苏岛的烟园。[27]正是由于契约工人创造了巨额利润,荷兰殖民者才用尽各种手段把一批批的华工招来德利烟草种植园,难怪一位当时的荷兰人说:“只要从每株烟草上摘下四片烟叶,便足够工本了,其余都是白赚的。”四片烟叶是一株烟草的1/5到1/6,即殖民者从工人手中抢走了4/5-5/6的劳动果实。[28]

从上述的巴眼亚比的渔业、朋卡利斯区的林业和德利的烟草种植业中可以看出,在苏门答腊东海岸省份已经形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华人社会,根据荷印报告书,1930年,在这个省居住有192000名华人,占该省当年人口的11.5%。[29]华人尤其是契约华工的大量涌入为苏门答腊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Posted @ 2008/9/22 19:26:51  阅读( 7956)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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